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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用“产业功能区”思维破解大城市病


来源:凤凰网政务

今年8月底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重点研究了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今年8月底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重点研究了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而成都市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产业功能区”建设,与这样的政策大方向不谋而合,“产业功能区”模式为中国未来城市发展探索出了新路。

何谓“产业功能区”?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形象地称之为开发区3.0版。改革开放之初,各地最早的开发区叫经济开发区,这些开发区往往以低成本、低门槛、高补贴集聚产业,属于1.0版本。后来,各地又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和产业补贴,建设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的高新区,属于2.0版本。几十年来,这两种模式固然对于经济发展和推动城市化功不可没。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两种模式的弊端也在日益凸显。

两种模式虽然定位不同,但无一例外地存在功能不完善、职住不平衡等问题,割裂了“人城产”之间的关系。在许多城市的开发区和高新区,我们也可直观地看到,这些区域往往功能单一,工厂、写字楼一座座拔地而起,但住宅、商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严重匮乏,由此造成了生产与生活,经济与社会的失衡。众所周知的大城市病,包括环境污染、交通拥堵,长距离通勤等等,正是因此产生的。

城市功能区划的落后,不仅滋生了大城市病,更给城市经济发展造成各种掣肘。它的“先天不足”导致土地利用低效率,使得土地增量利用难以为继。它难以构筑完整的产业链条,使得城市产业纷纷外迁,致使城市产业逐渐的空心化,形成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它容易导致区域间产业的同质化发展,难以形成协同效应,带来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

作为3.0版本的“产业功能区”,最大限度避免了以上弊端。“产业功能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均衡和精细。“产业功能区”走出了传统产业园区的窠臼,成为集生产、研发、居住、消费、服务、生态于一体的城市新型社区,减少了人的生产生活、企业生产运行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无效占用和浪费。在具体产业发展的选择上,不是唯GDP,而是定位明晰,走“专”“精”路线,构建从下游到上游的整条产业价值链,为产业发展提供完善和深度的配套。这种复合型、集聚式的发展,在提升资源的利用率的同时,也保障了高质量、均衡的发展。

通过大力推动“产业功能区”建设,使得成都的城市发展获益匪浅,释放出源源不断的活力。2018年,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343亿元,比上年增长8.0%。2019年一季度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50.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0%,增速高于全国1.6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在全国大城市中高居第8位。未来,成都还将加快构建“5+5+1”现代开放型产业体系,打造形成“16+1”产业生态圈战略布局,优化调整66个产业功能区,打造有着新发展理念的城市空间载体。

“产业功能区”的思维,对于解决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困境,无疑极具启发价值。一直以来,大城市发展只有土地的城市化,而没有人的城市化饱受各界诟病。作为城市而言,发展经济必然需要引入更多产业,吸纳更多人口。但是产业和人口集聚,又会带来资源环境的压力,这就使得城市管理者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

这样的两难,其实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和产业规划缺乏前瞻性,缺乏集约发展、集聚发展有效手段所造成的。而通过规划布局“产业功能区”建设,转变运营城市的模式和产业发展的方式,将能有效提升资源要素的节约水平、集约水平,推进产业集约发展,增强城市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如此一来,城市的规模越大,单位人口对资源的占用越低,产出越大,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

当下,无论户籍改革的全面推进,还是鼓励和支持大城市发展,都亟需提高大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和经济要素的集聚能力。破解这一命题,出路唯在制度革新,打造发展新引擎。如果更多城市都像成都一样,用“人城产”一体化发展的思维,通过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大力推动“产业功能区”建设,不仅有助于根治“大城市病”,提升城市宜业宜居水平,也是推动城市发展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责任编辑: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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