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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发现|为张献忠造天球仪的洋人


来源:封面新闻

关于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史料颇多,但正规史料多取自稗官野史,道听途说,良莠不齐。因为绝大多数作者,并没有亲见过张献忠本人,更没有置身大西宫廷耳提面命,领教“黄虎”的喜怒无常与歇斯底里。因此,法国传教士古洛东1918年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记》就凸显出无与伦比的价值。用现在的话说,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张献忠以及大西政权的非虚构之书,并不为过。

关于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史料颇多,但正规史料多取自稗官野史,道听途说,良莠不齐。因为绝大多数作者,并没有亲见过张献忠本人,更没有置身大西宫廷耳提面命,领教“黄虎”的喜怒无常与歇斯底里。因此,法国传教士古洛东1918年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记》就凸显出无与伦比的价值。用现在的话说,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张献忠以及大西政权的非虚构之书,并不为过。

《圣教入川记》记录了利类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经历,尤以两人在张献忠阵营所待两年多时间的亲历为贵,惊心动魄,冥河滔滔,九死一生。

记录张献忠与洋人交往史的《圣教入川记》

利类思与安文思

一个汉语高深一个善造机械

利类思,意大利西西里岛人,贵族出身。1636年抵澳门,取名利类思,1637年来到内地,在江商二年后,赴北京助修历法,1640年入川,创建成都教堂。这是天主教进入巴蜀的滥觞,异域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利类思被公认为汉语造诣最高深者,所遗著作、译作达20余种。利类思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1684年10月7日)卒于北京,赐葬栅栏教堂墓地,位于利玛窦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

安文思,葡萄牙人。1640年来华,先住杭州,后入川,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到成都。

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再度入川,攻克成都,两位传教士于城陷前逃到山区避难,不久即为张献忠手下所获,遂在起义军中为大西政权制造天文仪器。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县被一箭穿胸毙命,利、安二人又为清军所获,被肃王豪格留在军营,后随军到西安,到北京后,先后受到顺治、康熙皇帝的优待。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获得自由,参与天文台的工作,皇室赐给两人一座宅院,他们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称为东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号。

利类思与安文思修建的北京东堂。智超摄

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艺,善于制造机械,先后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仪器,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除了制造机械,他还于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称颂中国,后以《中国新志》为名刊行于巴黎。

安文思在北京期间著有《张献忠记》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大西宫阙当中的经历和见闻。安文思逝世后,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北营房北街(马尾沟)教堂,保存有清康熙十六年四月六日树立的“安文思墓碑”。

东阁大学士刘宇亮

成为两位洋人的贵人

1640年,意大利人利类思受东阁大学士刘宇亮之助,入川来到刘宇亮在绵竹的老家传教。刘宇亮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屡迁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年八月,擢礼部尚书,与傅冠、薛国观同入阁。

刘宇亮短小精悍,善击剑。居翰林时,常与家僮角逐为乐。性不嗜书,馆中纂修、直讲、典试诸事,皆不得与。但刘宇亮声望极大,热心天主教,在他的影响下,利类思在他老家住了8个月。他的家院里,“为利君将中堂装饰一新,堂中悬救世主及圣母像,设祭台,上置黄蜡烛台及各花草,宛如圣堂然。利司锋常在此处,不独向各绅宦讲论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之讲道(成都人士从未见经堂,闻风来观者殊不乏人)。听者皆乐而忘倦。于是进教者实繁有徒。”

崇祯十七年八月初九(1644年8月9日),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破成都城池,末代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带妃妾自沉于蜀王府内的“菊井”,太平王朱至渌也赶紧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

张献忠分军四掠,迅速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1644年12月14日),农历冬月十六日,张献忠据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称帝,以成都为西京。

张献忠劫掠的金碗。

此时,躲避在绵竹县刘宇亮老家的利类思与安文思,见到了从成都逃出来的教堂执事安当先生,听他讲成都屠杀惨状后,几乎是面无人色。估计绵竹县即将成为瓦砾,他们连夜坠城逃跑,来到几百华里之外的雅安天全县。

封洋人“天学国师”

每人每月获十两银子俸禄

《圣教入川记》没有交代清楚的是,两人是如何返回成都的?他们之所以要返回成都,主要是风闻张献忠雄才大略,有勇有为,能任国事;其次,在于曾经担任成都县令的吴继善,已摇身一变,升任大西国的礼部尚书了。

这个吴继善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推荐两位司铎?出身江苏太仓的吴继善,乃是写《圆圆曲》和《绥冠纪略》的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吴伟业(梅村)的族兄。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进士,后在翰林院任庶吉士,认识被崇祯重用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吴继善奉命到成都作县令,离京前他与汤若望告别,汤若望请吴继善给利类思带了一封书信,吴继善到成都接印视事后即拜谒利类思,“畅谈间,殊为相得”,遂成为朋友。

吴继善向皇帝大力推举两位洋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张献忠早已知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万历皇帝的交往,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贡品,加上崇祯皇帝重用教士汤若望,顺势而导之,奇技淫巧,令人脑洞大开。对此,张献忠也渴望一睹为快。他下令,派遣礼部尚书立即请两洋人出山觐见。

见到礼部来人,不得有误,他们星夜从天全县赶往成都。当日黄昏,入住成都光禄寺署,受到御宴款待。次日一早,他们来到蜀王府,见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

张献忠劫掠的蜀王金宝。

当时,这两个人都还算年轻,毕恭毕敬,他们看上去精神很好,身材高大。两人穿着传教士的黑袍,胸口挂十字架,手里还捧西文版《圣经》。一名传教士自我介绍道:“我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中文名叫利类思,是意大利人。”

另一名传教士也自我介绍道:“我是葡萄牙人,中文名叫安文思。”两人的汉语都说得不错,他们下过很大的语言功夫。利类思道:“我们在澳门学了两年的汉语,风闻皇帝雄才大略,所以我们就来了……”

那天,大西皇帝心情很好,他希望给洋人留下好印象。这两人胆子够大,可以说是明末最有冒险精神的两名传教士,这让久经沙场的张献忠暗暗称奇。

张献忠放低身段:“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并令遵己命,同享国福。且许将来辅助教会,国家太平之后,由库给赀,建修华丽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国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铎唯唯而退。”

张献忠是最求立竿见影出效果的人,不喜欢口惠而实不至。两位洋人前脚回光禄寺署,他已经派人送来了各色点心、数匹绸缎、六十两白银,朝袍各两件。两人受宠若惊,翌日上朝拜谢。

一见洋人没有穿中国式朝衣朝冠觐见,张献忠有些不悦,洋人解释说早已绝世俗荣华,张献忠对此发表了一通宏论:“吾固知尔等是传教司铎,已绝世荣世爵。吾赐袍之意,是出自爱慕之诚,非有任官赐爵之心。然按中国风气,凡入朝见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亵渎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尔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又是西国学士,吾当屡次请见。若衣素服在王前往来,与朝臣不同,令人诧异,非吾尊敬贤人之心,亦非顾问员之所为也,二尔等勿得推却。”

这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思维严密,滴水不漏。两位洋人理屈词穷,只得领受了大西国的重礼——朝服。张献忠见目的已经达成,不禁龙心大悦,封洋人为“天学国师”。每人每月获得十两银子的俸禄。

张献忠铸造的西王赏功金币。

张献忠“君子上进”

下令制造天球仪与地球仪

张献忠经常在金銮殿求学问道,天文地理,表达出了好学上进的君子势头。洋人老实,岂能探之水深。

转眼就到了1644年冬至日,在成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一直到请春酒的正月十七,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元代费著写的《岁华纪丽谱》记载,南宋的成都冬至,毫无例外地成为一个宴乐的由头,当时的成都地方长官,在冬至日要在大慈寺设宴。

陕西也有冬至吃腊八粥的民俗,北方甚至更为隆重。张献忠决定不能一味追求花天酒地,而是要过一个“有意思”的冬至日。他在蜀王府大宴官僚与宾客,“列筵丰美,堪比王家,宾客众多,难以尽计”;宴会设在“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这表明此时明蜀王府宫殿虽然经过政权易手,依然蔚为大观,宏丽雄伟。

张献忠下令,请两位洋人升坐。张献忠首席,阁老次席,洋人竟然位列第三。张献忠的老丈人列第四,余下才是文武百官。

酒席开始,张献忠嘘长问短,首先问及天主教以及传教事情。他关心的是“西学”,问及算学之事甚多。更有意思的是,张献忠每每听完洋人的答复,转身就与左右辩论,舌灿莲花,出天文进算数,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他已经颇有心得。洋人耳濡目染,不得不承认:“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他们暗暗称奇,进而忘情山呼万岁:皇帝“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首先在于铸造天象仪、地球仪。这满足了他极大的好奇心。

利类思与安文思为张献忠造天文仪器。

西汉时,蜀地奇才落下闳就提出了“浑天说”,是极富想象力的天文理论,他认为整个天体浑圆如一个巨大的蛋,天如同蛋壳,而地就像蛋黄。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都绕着南北两极不停地旋转。其可贵处在于承认宇宙是运动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和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发明制作了浑天仪,用来证明“浑天说”。那是一架巨大的天文仪器,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天体观测仪,肉眼能看到的星座,都被精确地标刻在他的仪器上,仪器的转动,能演示出它们在天空运行的轨迹。在落下闳提出“浑天说”之后一千六百年间,世界上一直没有其他理论比他的想象说更为正统。

张献忠并非一窍不通,他渴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645年,张献忠给两位天学国师下令:制造天球仪与地球仪。二司铎接旨,立即绘制设计图并指挥数十名工匠费时半年用红铜铸成,另造日晷配合。成都周边彭州以及荥经县、瓦屋山历来产铜,但他们使用的铜应该不是来自铜矿,而是直接用抢劫而来的铜器皿、佛像熔铸而成,这与大西国铸造“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近似。

(封面新闻 蒋蓝)

[责任编辑:龚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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