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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民国了》是一份读书笔记


来源:封面新闻

辛亥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各省的光复经历了截然不同的过程,有的流血暴动,有的平稳过渡,发挥主导作用的,也不尽是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各省的光复经历了截然不同的过程,有的流血暴动,有的平稳过渡,发挥主导作用的,也不尽是革命党人。

在《民国了》这本书里,作者杨早呈现了辛亥人所见的辛亥革命,是革命与日常的“有关”与“无关”。辛亥的历史舞台,登场的不仅有斗法的孙中山、袁世凯,也有满族权贵端方、士绅代表张謇,更有学童沈从文、少年叶圣陶、热血青年蒋介石、师范校长周树人……

杨早特别关注的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的命运。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是有限的,他们对革命的参与是千差万别的,但革命在他们生活留下的影响却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显现出来。很多在公众印象中与辛亥时段无关的著名人物,其实辛亥都是他们人生中不可忽略的片段。

问: 书名《民国了》,让我想起老舍话剧《茶馆》里的一句台词:“人家都给咱改了民国了!”您用这样一个书名,用意是什么?又是因为什么写这本书的?

答: “民国了”是当时社会的常用语,光复了,剪了辫子,用了新历,用鞠躬握手代替请安跪拜,大家都会说一句“民国了”。民国之代清,不是简单的朝代嬗变,而是从法理与观念上肯定了“民”的至高无上。民代君治,是当时主流的共识。

然而,如何打造一个真正的民国?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民国国民?连孙中山、黄兴等人也模模糊糊,更不要说张謇、袁世凯、赵尔巽了。所以“民国”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这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可能性,也湮灭了很多的可能性。

我自己对《民国了》的定位,是一份“读书笔记”。我从2010 年8 月开始读辛亥材料,读了年把时间,比不上专业研究者涉猎广,但基本材料大抵过眼。里面有很多我觉得新鲜的故事与细节,我就把它们写出来跟读得比我少的那些同好分享一下。当然我自己的眼光、兴趣也融进了叙述之中。所以这是一本很趣味化的笔记。

纯粹的史料不是历史,历史是对史料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叙述都受制于叙事者的学养、经历、立场以及时代。我个人很反对说“历史有什么用”。

历史没有什么用,历史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历史上每一个事件发生的环境不一样,不可能根据历史上的相似事件帮助你解决当下出现的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还那么喜欢历史而且研究历史?因为人类有回溯过往的本能。还有一点,历史的存在可以帮助我们掌握自己的定位,根据历史可以知道我们从哪儿来,为什么这样,有可能会怎么样。

问: 这本书要向读者展现一个什么样的“辛亥”?

答: 首先是地域化的辛亥。中国这么大,而且1900 年之后各省对中央的离心力非常强。因此辛亥绝对不该做一个整体化的理解。大部分的史著都喜欢将辛亥—中国当作一个整体,除了保路四川、首义武昌这些绕不过去的节点外,焦点往往集中于北京、南京(还有上海)的双方高层政治。

其次是个人化的辛亥。在看材料时,我特别有兴趣关注“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的命运。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是有限的,他们对革命的参与是千差万别的,但革命在他们生活留下的影响就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显现出来……这样的个人命运变化让我着迷。

再次是细节化的辛亥。虽说与辛亥相关的书汗牛充栋,但除了原始材料外,我还没见到一本书提供这么多的生活、事件细节。写作《民国了》的野心之一,就是想尽可能多的记录与讲述这些细节。

问: 通过这本书,您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答: 《民国了》所写大致是从武昌首义到清帝逊位这四个月中,数个重点省份与地区的故事。当然也包括某些“前史”,如秋瑾、徐锡麟等。其特色是“历史新闻化”,即用新闻特写的方式来书写这段历史,关注从前的主流历史有意无意忽略、遮蔽、摒弃的人物与细节,希望能为易代之际的中国拼图,贡献一种不同的叙述。

具体来说,这本书的主要材料来自历史文件、日记、回忆录甚至小说,本书并没有什么独家材料,这本书的写作重点是叙述方式,我尽量试图还原现场的气氛,以及那些历史关键时刻的可能性,还有就是私人视角中的时代巨变。

比如我并不太刻意去写那些“大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反而更关注那些参与历史的小人物,一位士兵,一名学子,或是一些有代表的模式,比如四川一个县是怎么完成独立光复—重建政权这件大事的。

以第一章为例,章名为“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选了恽毓鼎、郑孝胥、吴宓三个年龄、身份相去甚远的人,写他们的辛亥年。

选这三个人的原因,一是因为他们都有很完整的日记记录;二是这三个人都远离革命核心,又各有代表性,他们的生活与观感,其实更能反映“革命之外”又关心革命的各阶层的状态;三是三个人的政治立场分别近于保守派、立宪派与革命派,这三种立场基本可以概括当年中国的主要思潮。

这一章也并不是只写这三个人与辛亥事变相关的见闻想法,而是力图将之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读者可以看清,革命与日常生活的“相关”与“无关”。

问: 《民国了》里面有一章“让子弹飞”,提到刘同一不小心点燃了火药使事情败露,之后武昌匆忙起义。惯常的宏大历史叙事会关注一种必然性,这些看上去不太靠谱的偶然性往往被解释成曲折道路的一部分,这些环节成了“小节”。你怎么看待这些偶然性?

答: 你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所写的这个时段里肯定有不同可能性,不可能说它再来一遍还是这么发展。我们以前说历史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我们作为现代人作为后人不要那么骄傲,不要以为你隔得远就能把这个事情看得清楚。

实际上你是在拿到结果后,再推导原因。比如从来都是把黄花岗起义说是辛亥革命的先声,但从当时的状态看起来,黄花岗跟武昌起义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唤起广大民众的意识,就是单纯的暴力事件。

武昌起义肯定是一个偶然,可以找出很多变量,如果端方不入川会怎么样,如果四川不爆发保路运动怎么样,但清政府始终解决不了跟社会之间重建默契这个根本矛盾。

自从太平天国以后形成了内轻外重、汉人当权的局面,满人第一需要向西方学习,第二需要收权。这两个东西谁先谁后,满人在整个国家失去信誉的情况下,这种改革急还是缓?在那个环境里面非常非常脆弱的火花就可以燃起大火,周围全部是干草,这个大事实不会变化,问题是谁来点燃这个火,正好武昌起义。

问: 在《民国了》之中,我们注意到很多细节写得很传神,仿佛您本人就在事发现场,那么这些细节的还原究竟是基于史实,还是您个人的合理想象?

答: 我基本上可以保证,书中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但我在处理的时候,不是原文照录,我会基于文本,做一个氛围的想象,给它描上一些背景色。因为我写史的目标不是“求真”,而是“求活”,我希望我的读者能获得某种现场感,觉得这些历史事件并不冰冷,它们可以借助我们共同的想象在脑海中复活。

《民国了》里面大量使用回忆录,回忆录其实很多是后来追忆的,其中会出现很多变异,因为自己的利益、记忆的模糊等因素,会把事情叙述的不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探究真实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细节问题上。

我比较关注的是事情是怎么被传说的,这个事情本身可能重要但那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关注它在传说中是怎么被叙述的。以前很多人说笔记、回忆录有它的不可信之处,有意思在于他为什么这么说,不在于他说什么,而在于他为什么把这个事情说成这个样子,把事情说成这个样子是要满足什么样的心态?

[责任编辑:龚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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